进入2025年，虽然全球经济正在逐步走出高通胀泥淖，但地缘政治持续动荡，特朗普政府新政策也给全球经济和贸易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同时实盘配资查询平台，在经济和通胀前景仍未完全明朗的背景下，全球主要央行已开启了新一轮降息周期。而人工智能（AI）领域的新发展，似乎又给全球经济获得新的跳跃式增长带来希望。

全球大变局之际，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世界银行前行长、美国前贸易代表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于3月7日带着新作《论美国：美国外交及外交政策史》开启中国之行。在此次中国行前，佐利克接受了第一财经专访，就全球经济前景、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美国贸易政策影响、全球央行货币政策、DeepSeek发布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LLM）对AI行业发展的影响等问题，分享了自己的观察和见解。

“特朗普将关税视为一种政策工具”

第一财经：过去多年，由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等因素，全球经济似乎比过去变得更加"割裂"。目前来看，上述因素中的许多仍将存在一段时间，你认为全球经济未来几年会否变得更"割裂"呢？

佐利克：我认为，全球经济变得更加割裂这个说法不够准确，因为许多全球化现象，比如气候问题、移民、贸易、资本流动等多个领域的全球化活动仍相当活跃。但确实，全球治理、全球规则过去几年确实面临解构、崩塌的情况。

未来会如何呢？我的观察是，全球贸易是一个动态系统，无论各国政府政策如何，它都会逐渐适应。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适应。比如，东亚、东南亚、中东和非洲的贸易流动模式都正在发生变化。如果以贸易数据来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的贸易增长大约是全球经济增长率的两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贸易增长速度放缓，降至与世界经济增长率大致持平的水平。但与此同时，贸易中服务业扩张得更快。所以我认为，服务贸易，将是未来全球贸易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就引发了各经济体如何支持服务贸易的问题。我认为服务贸易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数字化和数据。因此，关于全球数字化和数据传输的协议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但毫无疑问，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经济体的贸易保护主义有所增加。我最担心的是，许多国家都逐渐认为贸易是一场零和博弈，即一方之得为另一方之失。但事实上，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贸易是双赢的事情，双方都能获利。零和博弈的逻辑，实际上回归到了18世纪和19世纪的一种观点，即重商主义。我认为这不是一个非常有建设性的观点，但这是目前关于全球贸易争论的一部分，导致近几年全球贸易系统的分裂和贸易摩擦越来越显著。

第一财经：在这种零和博弈思维以及贸易保护主义思想重燃的背景下，我们该如何重塑全球经济和贸易一体化呢？

佐利克：我认为这取决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政策，以及他们能否达成他们认为公平和适当的谅解。以双边贸易为例，特朗普目前关注点在于美国对其他一些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逆差。但我认为双边贸易逆差并非一个很好的衡量标准。比如，美国对澳大利亚存在贸易顺差，澳大利亚对中国存在贸易顺差，中国又对美国存在贸易顺差。基于此，对于全球贸易，我们不能只看双边贸易是顺差还是逆差。

以日常生活类比，我们从超市获得货物，需要付钱，相当于我们对超市存在贸易逆差。但这不意味着，我们要在超市工作来赚钱，换取货物。我们可以从其他地方赚钱，把所赚的钱付给超市。所以，我们不能站在双边贸易关系的角度来看全球贸易。

我认为对全球贸易更主要的关注点和解决点，还在于贸易不平衡。20世纪80年代尤为盛行的观点是，如果一个国家的储蓄远高于消费，那么它就往往不得不依赖出口来满足国内需求，现在中国的情况就是如此。美国的情况则相反。所以，在理想情况下，未来我们可以发起一些关于如何减少全球贸易失衡的讨论。

第一财经：在全球贸易中，美国贸易政策对全球经济和经济秩序会产生重大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对美国贸易伙伴征收"对等关税"，最早可能于4月生效。特朗普贸易政策对全球贸易意味着什么？

佐利克：首先，特朗普将关税视为一种政策工具。比如，对于墨西哥和加拿大加征关税，是希望在限制芬太尼和非法移民问题上，获得上述两国更大程度合作的一种谈判筹码。关税在这种情况下更像是一种政治外交手段。但我认为这不一定有效。

其次，关于“对等关税”，这一提议听上去很动人、很公平，比如美国称，美国对汽车进口征收2.5%关税的情况下，凭什么欧洲对美国出口汽车要征收10%的关税。但实施层面，这往往会导致混乱。举例来说，美国不种植咖啡豆，哥伦比亚是美国的咖啡豆出口国，并对这一单一品种征收80%的关税。那么，基于“对等关税”原则，是否意味着即使美国不生产咖啡豆，也要对哥伦比亚实施同样80%的关税？这压根不合理。

此外，对“对等关税”的描述中，对贸易壁垒的定义有点不严谨。比如，当一些国家对其他国家禁止出口某些产品时，不仅仅涉及关税，也会被定义为增加贸易壁垒。但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考虑到全球有那么多国家，涉及的产品如此广泛，各国进口出口的产品又存在如此大的差异，如果从“对等关税”角度考虑，我们需要考虑成千上万的单独关税设置问题，这在实操层面非常困难，会令贸易变得更加困难。

基于上述分析，我认为特朗普对于关税的态度，根本上是要通过增加关税政策不确定性，向其他经济体传达一个信息，即如果你想在美国销售产品，就必须在美国本土生产。但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这并非一个明智的长期政策，因为这确实会增加全球生产成本，降低全球生产力，并可能推高通货膨胀。

这一切的关键在于，对于中国和全球其他主要贸易国来说，特朗普将自己视为谈判者和商人，而不是试图构建系统性的国际秩序。

第一财经：如你所说，特朗普会增加关税政策不确定性。这将如何影响美国自身经济和市场呢？哪些行业可能受到影响？

佐利克：我们已看到这种不确定性被市场部分计价。我预计，许多企业还将继续遵循他们此前制定的2025年投资计划。但到了今年秋季，当他们开始考虑2026年的投资计划时，他们将密切关注事态发展，比如这些贸易壁垒是否减缓了美国经济发展，令投资机会减少。

另一个影响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全球供应链建立。疫情后，全球供应链一度中断，一些产品交易变得困难。而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会让事情变得更复杂，交易可能需要通过多个渠道完成，最终导致成本上升，生产力下降，并拖累经济增速放缓。不过，AI领域的发展也可能帮助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提高生产力。

哪些行业会受到最大冲击取决于最后的关税政策细节。比如，特朗普对钢铁和铝征收25%关税，那么钢铁业和铝业就会被影响。鉴于美国和墨西哥、加拿大存在汽车一体化市场，相关产品生产和零部件贸易非常发达，如果美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关税，汽车生产将面临困难。长此以往，零售业也会被波及，因为大多数企业最终都会试图转嫁关税成本给消费者。

总体上，出口对于美国来说，并不像欧洲、加拿大、墨西哥那么重要，但美国经济肯定也会受影响。但同时，各领域的创新也可能部分抵消负面影响。

第一财经：在美国关税政策和全球贸易前景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恢复在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内已陷入瘫痪的世贸组织（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似乎有着重要意义。但WTO此前试图在特朗普上任前恢复该机构的努力未能达成。接下来，各成员该如何做？

佐利克：这一情况真的非常可悲，因为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不论从国际法，还是从经济学角度，都是相当独特的存在。该机制为谈判包括贸易壁垒在内的问题创造了一个公共讨论场所。它并未阻止一个国家​​设置壁垒，但必须提供相应的补偿。

在旧有的关贸总协定（GATT）系统下，WTO更像是一个最终的仲裁机构。而在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下，WTO创立了一个平行运作的上诉机构，鼓励调解和谈判。举个例子，随着经济发展，一些美国传统行业，比如钢铁业、铝业变得不再那么具有竞争力。但美国此前对钢铁和铝的关税较低，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下就有各种规则，比如保障措施体系或不公平贸易行为体系，可以允许上述面临竞争困难的行业，在一段时间内得到某种程度上的保护，给予这些行业一个调整过程。

WTO贸易争端解决体系对于相关规则作出了严格规定，但由于这一体系的设计，它从来就不是只靠自己运作的，而是需要通过不断努力谈判制定规则，比如之前的多哈谈判。当这些谈判失败时，WTO就丧失了一种可以持续调整规则的制度。实际上，美国从奥巴马政府开始，到此后的特朗普第一任期，再到拜登政府，都在做使得贸易争端解决的事情。不幸的是，未来美国不愿意在该体系中付出努力。

所以，目前的情况就是，其他国家将开始继续相关规则谈判，这些国家仍然希望使用贸易争端解决体系，但将把美国排除在外。此外，我认为，一些相关规则谈判也将更多地转向双边体系。

第一财经：如你所说，其他一些贸易大国可能绕开美国，更多进行双边谈判。美国将自身排除在多边体系外的做法，会给美国造成哪些影响？

佐利克：对于美国来说，这肯定没有好处，因为更开放的经济体通常更具竞争力，拥有更高生产力。主要的问题在于，如果你试图让任何产品都在美国经济中生产，那实际上部分产品的生产势必是你不擅长的、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也会浪费更多资源。

但同时，美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创新型经济体，全球很多人都想在美国投资。我只能说，这是国际经济体系、国际贸易体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会伴随一些风险。

“我们将进入一个政策分歧时代”

第一财经：让我们看看全球货币政策。你在担任世行行长期间，恰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我记得你曾经说过，全球央行行长长期将利率维持在如此低的水平，其实是寅吃卯粮的做法。而去年开始，在全球经济和通胀前景仍然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的背景下，全球央行又开启了新一轮降息周期。你认为，这一次全球央行作出了正确选择吗？

佐利克：我想从历史背景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在全球金融危机后，我们过去几年又遇到疫情。全球各地的许多央行都尝试了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同时还伴随着一些非常规的财政政策，导致大量财政支出、财政赤字和大量债务。

而眼下，我认为在经过过去15~20年的政策趋同时期，我们将进入一个政策分歧时代。比如，美联储虽然已经降息，但对继续降息非常谨慎，因为它有点担心通胀虽然较疫情期间下降了，但可能会在目前点位维持更长时间。而日本经历了一段很长的通货紧缩时期后，刚刚开始走出通货紧缩的泥潭。

这种政策分歧时代的到来，可能会对汇率产生影响。因为当各国利率水平和通胀情况不同时，势必会影响不同国家间的资本流动。实际上，这个时代让我想起了20世纪80年代我在美国财政部工作时所面临的情况。当时的时代背景是，需要七国集团（G7）进行更多国际合作和协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在其中扮演了中立角色。

目前，一方面，各主要经济体距离达成当年的那种合作，还差得很远。因此，在汇率问题和其他一些问题上，可能会出现更多紧张局势。但另一方面，我们不应该只关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货币和财政政策有助于将增长率稳定在一定范围内，但结构性改革对未来的生产力和增长至关重要。从日本和韩国的例子来看，人口结构也是需要关注的结构性问题，即一些经济体由于结婚率、生育率突然快速下降，导致未富先老。而导致结婚率、生育率下降的其中一项原因也是由于相关社会保障缺失，以及养孩子费用很高等。这就需要构建、提升社会保障制度。

此外，正如我此前提及的，最大的变量是技术，即AI是否会成为另一种通用技术，就像历史上的蒸汽机、电力或个人电脑一样，对生产力和经济增长产生整体影响。我们目前仍处于AI发展的早期阶段，但有很多资本正涌入AI。AI行业也正从AI模型转向应用层面的发展。

第一财经：你此前还提出过世界秩序进入“新的常态”，即全球无法依赖美国消费者和美国为全球经济、需求和经济秩序作出巨大贡献。这一概念所提出的趋势，在疫情后似乎越发显著。在这种背景下，美元作为最重要的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会否受损，甚至有朝一日被取代呢？

佐利克：我认为区分用于贸易和用于储备或资本账户的货币很重要。比如，在全球贸易中，随着中国与更多国家进行贸易，我们看到人民币的使用不断增加。但就资本账户储备而言，我认为美元的地位仍然相对强劲。

让我们来看看数据。1992年，美元占储备货币的比例约为50%，到2000年左右增长到70%，现在下降到58%左右。但同期，欧元在储备货币中的占比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始终约为20%。美元占比从70%降至58%是因为这部分占比被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士法郎等取代。人民币占比则一直保持在约4%左右。

不论如何，要成为储备货币，就需要做到资本能够随意投资并退出，还需要市场流动性和市场深度。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一些非常规的政策会产生影响，美国资本市场在全球各市场中还是更可靠，美国相对吸引力和地位仍然存在，也仍将持续。

当然，美元绝对吸引力确实下降，因此我们看到现在还有一些资金流向了黄金和加密货币资产。同时，资金也会分散为货币持有，比如持有欧元。 

第一财经：你提到部分资金选择流入加密货币资产。特朗普在竞选中和上任后，都承诺支持加密资产在美国的发展，甚至提出过建立加密货币储备。如果特朗普将这些承诺完全兑现，长此以往，加密货币会否冲击美元和传统法币体系呢？

佐利克：我认为不会，但我们会看到加密货币市场不断增长。加密货币的价值非常不稳定。而通常，货币的传统定义需要满足三点：价值存储、交换媒介和记账单位。

但在加密资产领域，存在区块链技术。基于传统金融工具和区块链技术的结合，产生证券代币。证券代币化指将传统证券通过区块链技术进行数字化，并将其表示为代币形式。这种代币代表证券的所有权或部分权益，可以在区块链上进行记录和交易。类似的还有稳定币，即一种价值相对稳定的数字货币，通常与法定货币或其他资产，很多时候是美元挂钩，以实现价值的稳定。

无论如何，我不认为加密货币能够取代传统法币或储备货币，更多的还是被视为一种金融创新。

AI的发展和影响

第一财经：在此前的几个问题中，你都提到AI技术发展对全球经济的潜在影响。此前AI行业的典型观点是，由于只有美国大型科技企业才能获得高性能AI芯片，才能承担得起训练LLM所需的巨额成本，美国在AI行业发展上具备了决定性优势。但今年1月，中国初创公司DeepSeek发布了V3和R1模型，成本仅占OpenAI的一小部分。一些分析人士认为，DeepSeek的创新标志着全球AI格局的潜在转变，也引发了对美国在全球AI竞赛中能长期维持竞争优势的质疑。你如何看待这些发展呢？

佐利克： AI行业的变化非常快，每个月都会发生变化。正如你所说，此前的行业信念是，企业需要投入巨额资金来开发LLM，也就是发展AI是一件资本密集型的事情。我认为DeepSeek代表着AI创新的阶段性转变。DeepSeek所做的对行业的启示就是，我们可以使用更少的芯片和更低的成本，开发出某些应用程序，且这可能是比此前的大模型更有效的方式。这引发了美国乃至全球AI行业的一系列重新思考。

我认为这个过程会持续下去。举个例子，2000年代前后，iPhone是一款有趣的设备，但一开始它并没有那么多应用程序。而突然之间，其他公司开始开发应用程序。正因此，我们已经可以在iPhone做各种以前无法做到的事情。

AI领域也会出现类似的过程。在我此前参加的会议上，讨论了AI智能体（AI Agent）的影响。AI智能体可以帮助用户解决各类问题。所以我认为DeepSeek的发展更大的意义在于，让大家的关注点超越LLM范畴，不再拘泥于关注这个大模型开发，那个大模型开发，而是越发关注AI技术创新和变革的进程。

另一个看待这一发展的角度是，我们从关注LLM对使用AI技术协助作用的阶段，转向更关注技术适应、适配的阶段。举例来说，如果某个公司的数据系统很棒，且他们能够有效地使用数据，那他们就能通过AI技术使自己变得更好。但如果你只是一名软件开发人员，却不了解基本数据系统，那么即使有AI技术，你可能也无法获得非常高效的结果。也就是说，我们进入了一个快速变化，和需要我们适应AI技术的阶段和进程中。在这个阶段，中美可能会是两个领先的国家。

当然，对于DeepSeek的系统是否兼容，它会否朝着不同方向发展AI行业，导致整个发展进程分化，都是后续问题，目前也难以回答。但整体上，AI领域中许多真正的天才，都会在全球范围内互动。

第一财经：如你所说，大家对AI领域发展的关注点就会从此前更关注LLM的开发变为如何让技术更适应、适配自身需求。这是否意味着，AI行业发展将从更专注于硬件变为更专注于软件？

佐利克：会存在这一转变，但也不仅限于此。问题的核心在于，从商业角度来说，AI大模型将不仅仅成为一种“商品”。而企业和个人要运用好、适应好AI技术发展，还是必须对自己所处行业和业务具备基础认知。换句话说，所有科技企业对大模型的巨额投资，都只是一种商品之间的竞争。然后，更重要的是，企业能否把这些“商品”融入到企业服务中，以此提供附加价值。在某些情况下，这也将导致LLM的转型和演化。

当我们思考AI技术发展时，我们要从多个领域来考虑。我们目前已看到软件、文档管理、客户服务等领域，通过AI技术极大提升生产力的可能性。再以教育行业为例，一些在线教育服务企业，可能将不再有任何业务，因为AI可能会取代他们。未来，我们可能还将看到企业运营方式以及企业运用数据方式等领域发生变化。

我认为在AI时代能够成功的人，不仅仅是数据科学家，还会有那些能最好地将AI技术融入企业系统的商业领袖。这点其实与电脑时代一样。起初，大家将电脑视为一种有趣的发明和创新设备。但随后关键的挑战其实是，如何将电脑整合到自身业务系统中。

后歆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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